古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措施
每年的雨季
各地总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强雨的袭击
造成洪水灾害
其实
在人类生活的进程中
洪泛灾害从来就是人类最常面临的大自然之凶敌
那么
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呢
古代也有水文站据史料分析
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
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梁”
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
由于**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
几乎常年没于水中
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
故古人常根据**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
古人便在**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
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粱石鱼题刻保存最好
价值也很高
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
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
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
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
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虽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古代还是有值得赞赏的做法
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
在宋代
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
建于1120年
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
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
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一划
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两划
极低田地受灾;超过三划
低田受灾……超过七划
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
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
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
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经换算)为1194年
由此可知
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
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
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
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
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古代的防洪法规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
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中
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
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第一
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
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
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
不得有误
第二
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
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
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
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
规定河防紧急时
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第四
奖功罚罪
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
都要上报
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
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
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
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年)
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
水灾严重
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
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
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
对我国河道**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
古代黄河仍常决口
淹没农田村庄
为防洪
便产生了“水报”
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
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
在古代
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
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
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
快马迅驰
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这种水报属接力式
站站相传
沿河县份皆备良马
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
一俟水报马到
即通知马夫接应
逐县传到开封为止
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
竟比洪水还要快
当时朝廷还规定
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
对此
人们家喻户晓
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
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
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
所谓“羊报”
就是报汛水卒
据载
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
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
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
如水位超刻痕一寸
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
当测得险情时
“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
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
随流漂下
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
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
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羊舟”也很独特
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
晒干缝合
浸以青麻油
使之密不透水
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
颇似皮筏
“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
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
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
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
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
朝廷还据自然条件
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
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
故设有狗站
原来
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
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
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
当时
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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