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有何后续？存在哪些争议？

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了三件匪夷所思的案件
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这三起事件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
史称明末三大案

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丸案泰昌元年(1620年)
泰昌帝病重
李可灼进献红丸
自称仙丹

泰昌帝服后死去
而在当天
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

有人怀疑是郑贵妃唆使下毒
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

其间
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
连坐罪死者众多

泰昌帝继承皇位整一个月

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
史称“红丸案”

后续朝臣之争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
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
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
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

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
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
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

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
此三焦火动
面唇紫赤
满面升火
食粥烦躁

此满腹火结
宜清不宜助明矣

红铅乃妇人经水
阴中之阳
纯火之精也
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
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红丸后死的
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帝死去的当天
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
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
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
“又赏之以自掩”

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

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
拟太子令旨
罚了可灼一年的俸禄

十月
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
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
却有弑君之罪

欲辞弑之名
难免弑之实

”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
于11月初卸任离京

阴谋加害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
即有人必置泰昌帝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最终判罚方从哲离京后
还是无法脱净干系
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

一天
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
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
未能阻止庸官进药
罪不容诛

为表示谢罪
愿乞削去官阶
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
以平朝臣之怨

果然
许多大臣为他开脱
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
但苦于真相未明
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
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

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

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
被描绘得十分具体

最后
韩爌提出
“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
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
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
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
可以适当惩处
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
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
很受群臣景仰
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
说出的话是可信的

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
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

不久
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

1622年(天启二年)
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
李可灼遣戍边疆

“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结
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

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
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

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案件余波天启年间
宦官魏忠贤当权
他要为“红丸案”翻案

于是
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
夺去所有官阶封号
定了流戍

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
高攀龙投池而死

崇祯年间
惩办了魏忠贤
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帝死后
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
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争议关于泰昌帝的死因
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
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
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
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

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
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
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
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
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
魏忠贤上《三朝要典》
遂免可灼遣戍

李可灼这个案子
一直争吵了八年
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红丸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
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
是普普通通的春药

春药属于热药
皇帝阴寒大泄
以火制水
是对症下药

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
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
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
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

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
治活了则名利双收
死了算是病重难救
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
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
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
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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