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套人民军舰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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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清朝经济情况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
晚清王朝的历史
就是怎一个憋屈了得
除了隔些年挨个打
就是动不动挨个宰
简直成了人家案板上的弱肉
但就是这么一段悲戚戚的历史里
有一个“亮点”
至今还被津津乐道：挨打的大清朝
怎么突然有钱了
乍一看去
1840年以后的大清朝
别看一直挨打
“腰包”却真鼓得快：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年间
清王朝的财政收入
已经下跌到每年三千八百多万两白银
比“康乾盛世”时的最高值缩水一千多万两
但两次鸦片战争挨过揍后
同治年间的清朝财政收入
就迅速突破了六千万两大关
待到甲午战争惨败
几年后又被八国联军打上门
惨遭“大放血”的清政府
1908年的财政收入
更突破两亿三千万两
堪称“越挨揍越有钱”
如此“突然有钱”的景象
自然离不开“洋务运动”等近代建设活动
以及晚清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庚子国难”后的十年里
清王朝掀起“实业投资”的热潮
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统计
1904年至1910年
中国新增加万元以上资产的新厂276家
增长率堪称清代之最
每年民族工业资本的增速更高达百分之十五
如此红火景象
不但给清政府带来财源
也让近代以来一些“专家”大唱赞歌
但问题是
大清
真如这账面上一样“有钱”吗
不妨
瞧瞧下面三个事实
一、大清钱多
但外债更多
晚清挨打次数多
每次挨完打都要签不平等条约
内容除了割地就是赔款
赔到兜里没钱
当然就要向列强借债
这债当然不是白借
除了高昂的利息
还附带大量政治经济条件
这就是清末负担无比沉重的“外债”问题
甲午战争前
清政府的“外债”还不算重
自从签了《马关条约》后
一笔笔“外债”就如大锅般扣来
比如为了支付《马关条约》的赔款
清政府向“俄法”与“英德”三次举债
名义上借了三亿两白银
实际到手两亿六千万两
连本带利要在四十五年内还六亿两
还要以中国的海关与江南的厘金做抵押
这一大笔“阎王债”
中国一直从晚清还到民国
直到抗战打到惨烈的1938年
还“欠”着人家三百多万英镑
而要跟接下来的“庚子赔款”比起来
这一笔“阎王债”
其实还算“小钱”
一场“庚子国难”后
清政府咬牙吐血签下《辛丑条约》
连本带息赔给列强超过十亿两白银
海关盐政等财税项目
更是统统抵押出去
除了要赔钱
“钱袋子”还被人家牢牢捏着
彻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如此窘境下的大清朝
就算手里的钱再多
也是列强们随意拿捏的“提款机”
而且为了多找大清“提款”
各路列强们也绞尽脑汁
比如甲午战争后的“英德**”
就以严苛的条款规定
禁止清王朝“提前还款”
为的就是每年利滚利的高额利息
《辛丑条约》签订后
列强也玩起了花样
“赔款”的本金是从1902年开始算
但利息却要从1901年7月开始算
只这一样
清政府就要多赔一百多万两白银
甚至“庚子赔款”每年的赔款数额
也要和是年的“国际汇率”挂钩
如果白银贵
就用白银支付
法郎成了硬通货
大清赔偿的白银
也要再兑换成“法郎”
如此进进出出
大清“不知不觉”又被宰割了一大笔
尤其无耻的是
1905年国际银价下跌
清政府除了要“兑换支付”
还要额外掏出八百万两白银
来贴补列强的“损失”
如此“花样宰割”
看似“有钱”的清王朝
每年到手的钱再多
大多也不过手里焐一下
没焐热就赔出去
晚清最后十年
财政收入“连年飙升”的清政府
每年亏空三千万两
年年入不敷出——落后何止要挨打
还要挨宰
二、“飙升”的收入
来自竭泽而渔
但虽说每年都“挨宰”
清政府财政收入飙升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节节攀升的收入
真的都来自“工商业建设”
其实更“大头”的
是来自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般的盘剥
最常规的盘剥
就是田赋
号称“永不加赋”的大清朝
近代最常见的操作方式
就是在田赋上附加“地丁银”或“漕粮”
这个“附加数额”
每年都有不同
但一“加”就是巨额数字
比如1901年
四川的“地丁银”就高达一百万两
江西的“漕粮”也有三十万两
这还只是清政府收到的数字
中间被多少官吏中饱私囊
那更是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
“厘金”也是晚清的“常规敛财招数”
甲午战争前
厘金就在晚清各省泛滥
甲午战争后大清财政困难
厘金更是滚雪球般猛涨
1899年广东征收的厘金
就比1895年暴增了一倍
四川的厘金从1895年到1901年
平均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
直隶烟酒的厘金也是每年加抽百分之三十到六十
这些还是“不完全统计”
晚清最后十年里
“厘金”就像野草一样
恣意的在各地滋长
“多收”的部分
当然是加在苦老百姓头上
更简单粗暴的招数
当属捐税
跟捐税比起来
无论“地丁银”还是“厘金”
那都是小儿科
晚清老百姓从锅碗瓢盆到养驴养马
样样都要交“捐税”
甚至还有“花捐”“剃发捐”“茶捐”“河捐”“车捐”“烟酒捐”等各种名目
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清朝做个老百姓
不夸张的说
大到出门办事
小到喝茶理发
不留神就得刮一笔税
如此横征暴敛
自然惹得民间反抗四起
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
清王朝发生的“抗捐抗税”的“民变”
竟多达483次
山东的农民甚至高呼“认重税必饿死
不认重税必株死”
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
甚至成立了“死绝大会”
所谓“死绝”
即“以死抗捐”
“有钱”的大清背后
是多少百姓倾家荡产的血泪
三、越有钱
死得越快
不过别管“钱怎么来的”
大清朝总算是“收入增加”了
倘若这些“增收”的钱财
全都用在富国强兵上
大清朝就算苦几年
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
晚清最后十年
清王朝“实业”“练兵”等大事也红红火火
似乎看来
这钱花得值
但近代风云人物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
就戳穿了其中的画皮：当时的海军大臣载洵
去英国商谈购买新式军舰
如此国防大事
载洵却是不问兵舰
先向英方询问给多少回扣
结果是“声名狼藉
贻笑中外”
如此闹剧
放在清末的政坛上
还都算是正常表现
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
清末时权倾朝野
却把政务做成了“生意”
各级衙门要职
都成了明码标价
每次只要有要职“空缺”
他立刻出手“炒作”
比如1911年的邮传部尚书一职
就被他“炒”到了三十万两白银
然后“卖”给了盛宣怀
他与他的党羽
更被戏称为“庆记公司”
1908年他七十大寿
一场寿宴就收了五十万两白银的“礼金”
英国《泰晤士报》更估算
仅奕劻本人在银行的存款
就超过七百万英镑
“公司”生意很“红火”
“上梁”如此
“下梁”当然各种歪
民间的苛捐杂税
自然也被各级官吏层层加码
比如清末的长葛县知县
就把朝廷要征收的“厘金”“捐税”样样加码
每样都加收一倍多
多出的钱全搂进自家腰包
各地的地方官
也多是“外托举办新政之 名
其实尽饱私曩”
有这么一群大小蛀虫上下其手
清王朝“越有钱”
越给这些蛀虫“送肉”
直到瓤子被活活蛀空
有这么一群人折腾
大清的钱再多
又有多少能用在正路
恰如清末民初学者柯劭忞的叹息：“其施之于实用者
不过十之三四
”能有三四成的钱用于国家建设
就算不错了
于是
“越来越有钱”的清王朝
也就这么迅速腐败下去
到了辛亥革命一声炮响
同样以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里记载
京城的大小官员都吓破了胆
纷纷把钱存进汇丰银行
却不料银行里的中方雇员使坏
欺负这帮人不懂英文
尽开了些假收据
随手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据为己有
只这一招
就不知让多少“蛀虫”倾家荡产
而早已被“蛀空”的大清朝
也在这类闹剧后不久
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留给后世的
并非是“有钱”的风光
却是“越有钱越死的快”的历史思考
银河战舰造紫舰要多少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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