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出任地方官，清朝和宋朝官员的反应为何截然不同？

京官出任地方官
清朝和宋朝官员的反应为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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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
京官出任地方官
是一件大喜事
以至于产生了俗语“在京的和尚
出京的官”

可是
如果我们来到宋朝
就会发现画风完全变了

如果一名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
他不但不会兴高采烈
反而会愁眉苦脸
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

这里有一个苏轼的故事

在1071年之前
苏轼除了两次分别为母亲、父亲守制外
一直在朝廷里做京官
过着悠哉乐哉的日子

1071年是苏轼官场上的第一个坎

这一年
他因为上书朝廷
讨论新法存在的问题
惹得王安石不高兴

在王安石的指示下
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苏轼

很快
宋神宗将苏轼外放到杭州
担任通判

通判与知州平起平坐
掌管粮运、家田、水利、诉讼等事项
还负有监察知州的责任
颇有实权

但苏轼心里是郁闷的
哪怕是面对旖旎的西湖美景
依然发出“伟人谋议不求多
事定纷纭自唯阿”的感慨
笔下倾斜着一股淡淡的悲伤

好在西湖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
湖山之中隐居着不少有道高僧

苏轼来到杭州后
与许多高僧结为好友
渐渐地看淡了官场生活的起伏跌宕和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
以更加豁达的心态
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除了苏轼
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寇准等官员都是如此

有宋一朝
大多数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时
都没有什么好心情

既然都是京官出任地方官
为什么清朝官员兴高采烈
宋朝官员愁眉苦脸
原因当然有很多
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
就是京城和地方资源的不对等

我们先来看宋朝

宋朝创建之初
充分吸收了唐朝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
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在朝廷手里

对于原本是地方大员的节度使和观察使
则尽可能地削减权力
使之变成了一个虚职

至于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员
虽然依然存在
但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比如
朝廷在知州、知府之外
另外设置同等级别的通判

知州、知府发出文件
必须通判签署后才能生效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牵掣知州、知府的权力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从京城外放地方的官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办事
一定会很郁闷的

在宋朝时期
由于开发程度的不一致
京城开封是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

在开封之外
越远离京城
越是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物产匮乏的地方

一名京官从开封舟车劳顿地跑到当时还是穷山恶水的广东、海南去上班
收入也下降了许多
心情会好吗
我们再来看清朝

清朝入关之初
地方官员的权力也不大

后来
地方官员的权力日渐增加

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以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汉人地方官员的崛起
地方官员的实权超过了京官

总督、巡抚不光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还有可能影响到朝廷制定政策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在遇到重大事项时
总是会咨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意见

当权力已经倾斜到地方时
京官外放为地方官
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

不仅如此
地方官收入远超京官

清朝最初学习明朝的制度
实行“低俸制”
京官和地方官的收入都差不多
大家都过着苦哈哈的日子

雍正期间
朝廷出台了“养廉银”制度
地方官员多了一笔养廉银
收入猛增
远远超过了京官

更何况
在地方上做官
还有很多灰色收入
也是京官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
京官巴不得外放到地方
哪怕是降一级也无所谓

毕竟收入才是硬道理

明朝、清朝以来
京城不再是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

江南一带才是中国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

事实上
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
各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很多
在京城做官和在广东做官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因此
为什么要呆在京城当一名穷京官
去地方上赚银子不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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