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中兴”是如何出现的？唐武宗李炎做了哪些事？

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
性情沉毅
雄谋勇断

在位期间
对内打击藩镇和毁佛运动
对外击败回鹘
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度呈现中兴局面
史称“会昌中兴”

幸福来得有点儿突然
作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
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
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座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
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
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
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
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

武宗原来叫做李瀍
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

这个名字比较通俗
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
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

李炎这个人不简单
身材高大
面相威猛
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

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
所以其性情豪爽刚毅
喜怒不形于色

武宗很有政治手腕
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力相助
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
然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

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
并且知人善用
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
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
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一是裁撤冗员
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进行裁减

唐朝自武周朝以来
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
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
因为合法官位不够
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
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
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
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
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

会昌四年
即公元844年
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
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两千多人
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
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
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
是针对人的改革

想想我们现在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
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压政策
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

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内容
最主要表现形式

乱世用重典

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
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
基本上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
且绝不姑息养奸

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染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

不反腐败
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
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

开成五年
即公元840年
武宗即位伊始
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
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
一切皆可赦免

将官员贪赃与叛逆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
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李德裕当宰相之后
全国开始大范围地反腐肃贪

公元841年正月
武宗再次下诏
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
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
一律处死

二月再下诏
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
处以极刑

武宗李炎在位六年
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

这一条与现行有关规定不谋而合
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

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
御史台上书武宗
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
逾越礼法
靡费钱财
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

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
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
借机敛财
而败坏吏治

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
深陷朋党之争

于是下旨
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
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
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大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
不准与民争利

会昌五年
即公元485年
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
食禄而已
不与人争业
然后利可均布
人可家足

如闻朝列衣冠
代承华胄
或在清途
私置质库
与人争利

今日以后并禁断

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

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
禁止官员私放**
可以增加国库收入
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

但官员放贷
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
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
并对民间正常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扰乱唐朝金融市场

武宗严词禁止
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

五是实行高薪养廉
对官员发放“养廉银”

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
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
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
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

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
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
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
并为贪腐造成口实

武宗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

其一
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
及时兑付

其二
给官员加薪
在原来基础上加发两月俸禄
促使官员奉公守法

其三
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
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的现状
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

其四
国家**给官员偿还债务

给官员加薪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
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气整顿吏治和反腐肃贪
其作用到底有多大
史料不甚详细
但是武宗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他执政五年之后
公元845年
李炎在诏书中讲道：“由是退恶进贤
化行令举
刑奸赃之吏
破黩货之家
此宗社降灵
助成时政

”也就是说
他殚精竭虑大刀阔斧地改变吏治
对于结果
作为皇帝他还是较为满意的

在他和李德裕君臣戮力同心合作下
唐帝国也多少恢复了一些元气

武宗李炎执政这段时期
史称“会昌中兴”
也算是对这位颇有作为的皇帝的肯定

清朝士人王士祯甚至大加溢美之词：“武宗之治
几复开元、元和之盛”
这似乎多少有些过了

让唐武宗历史留名的当属唐武宗灭佛事件
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
由唐武宗发起的大规模拆毁佛寺和强迫僧尼还俗的毁佛教运动

唐代后期
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交赋税
僧侣免除徭役
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
损害了国库收入
与普通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唐武宗崇信道教
深恶佛教
会昌年间又因有战事财政吃紧

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毁佛
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
于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后终止

各地毁佛规模不一

佛教徒称这次毁佛运动为“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第一
佛教的寺院经济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唐朝前期鼓励佛教的发展
寺僧不需要缴纳赋税
导致很多人会躲进寺庙
以逃避朝廷的赋税

而统治者时常会赏赐寺庙大量的土地
成为寺庙的常有地
土地太多寺僧做不过来
就会雇佣佃户
成为另类的地主
而佃户也能够躲避朝廷的赋税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唐武宗时期
全国寺僧几十上百万人
国家经济在此时本就入不敷出
大量逃税的人口对国家经济是雪上加霜

第二
寺僧与世俗地主阶级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冲突唐朝前期施行均田制
但是到了后期均田制名存实亡
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由于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
成为另类地主阶级
其寺院经济的发展
与世俗地主阶级的土地扩张发生冲突
两者处于敌对状态
世俗的地主阶级在灭佛运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
佛教与道教的冲突道教与佛教在唐朝均有快速发展
统治者更是宣称为老子李耳的后代
以巩固统治
而佛教在民间发展更广泛

宗教之间的斗争历来都是无休无止的
道教崇信者为了占据正统宗教的地位
对佛教发起了冲击

第四
佛教与儒家统治思想的冲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一直是各朝各代的统治思想
这多由于儒家所推崇的三纲五常等理念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如君臣伦理

而佛教宣扬“众生平等”
当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
这种思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五
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对佛教的排斥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
对佛教极为排斥
而当时的宰相李德裕看到了佛教的发展对国家的危害
也是大力抵触佛教
正是由于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对佛教的排斥
导致佛教在唐武宗时期经历浩劫
史称“会昌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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